葛林林一审判决里，法院认定，他领导的黑社会，控制了两个小区，但奇怪的是，葛林林妻子唐洁实地随机采访小区居民，却没人认识他。（参见：安徽法院判决认定男子称霸小区5年，居民：没见过这个人）
这样的情节，是可笑的，但正是认定这样的情节，法院以此为危害性后果，判了葛林林22年。可笑的实际上是绝对的悲剧，绝对的喜剧实际上是可悲的。如果单纯是难过的情绪，倒是可以通过宣泄获得安慰与出路，但喜剧提供了荒诞，提供了冲突，却不提供出路，这只会让人更绝望。100平米的酒吧，站不了100人来打架，但阜阳法院却采信了。（参见：安徽阜阳法院判决认定男子带100多人到酒吧打架，酒吧：我都没100平米）
一般的笑话，会针对事物本身的局限性来作文章，带来矛盾，但当这种窘境被推向极致直至不可理喻时，得到的是纯粹的否定和绝望的苦笑。所以，葛林林的妻子唐洁才会发这条朋友圈：有人把这种苦笑，叫作“黑色幽默”，这种情形在司法里，构成一类“冤案喜剧”。活在阜阳，不如去浙大强奸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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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阜阳法院判决认定男子为黑社会二哥，小弟：跟他不熟，没接触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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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后句反差所造成的撕裂，撕掉的是司法美丽的画皮。崇高跌落神坛，甚至跌入泥潭。我们所信赖的是非被摧毁。审判工作，原本是严肃的，应该用法律分析事实证据，形成紧密的逻辑链条；但制造冤案的过程，是一个无限开放想象力、具有破坏性改写力量的过程，本应是法律栖身之地，却成为司法现形的宿主。正义，只是人们的道德直觉，当用正义、公平、包青天来希冀司法的时候，只是渴望获取某种心理安慰。换到掌权者的角度，他们也常认为喊冤叫屈的是可笑的刁民：“你是无辜的，那难道公安错了，检察院也错了，法院都错了？”喊冤者往往会相信，真相至上，正义至上，他们要捍卫自己的清白，一心论证自己权利的正当性，却不知道保护你的权利，就会有损他们的权力。冤案喜剧难以落幕的原因便在于此：对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认错是否值得。因此，本应该纯粹的崇高的司法，沦为一场对自由与生命的庸俗的计算。唐洁在内的冤案家属，使出浑身解数，才能增加一些砝码。（参见：冤案艺术家）
而这种沦落，恰恰是喜剧的常用手法——“降格”，把一切高级的、理想的事物转移到低级、粗鄙的东西上去。以近日张家界公安“办案初衷就是搞钱”录音为例，这种赤裸裸的坦诚，制造了全民热议的喜剧效果，更有后现代荒诞剧的特点。因为人们司空见惯的是“为人民服务”，但这日常深信不疑的信条在录音的对比之下，成了讽刺的最佳素材。于是，司法公正可以被“搞钱”的交换机制所取代，法律不过是逢场作戏。刘所长火了，2020年度中国司法界最佳喜剧片男主角提名，少不了他。只是，当我们的司法出现这么多冤案喜剧时，是我们司法莫大的悲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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